石湾：五七干校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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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干校的日子

© 石湾／文

作者（左）在干校水田里耙地

一

　　人的一生，最宝贵的时光莫过于青春岁月。而我宝贵的青春，却有三年在干校付诸东流。
　　我被下放劳动是在1970年初，比我所在单位的同事晚了半年。那时，文化部五七干校已由怀来县的沙城搬到了宝坻县的黄庄洼。从我的内心讲，对下放劳动是惧怕的。但这是毛主席的指示，谁也无法违抗。毛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是1968年10月5日在人民日报社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中发表的。文革中，毛主席的批示、讲话或文章，都叫做“最高指示”，和封建社会的“圣旨”一词，没什么差别，别说是公开违抗，即便是稍有不敬，也是会把你打成反革命的。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是他所谓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组成部分，因此，他一声令下，广大干部就都走上所谓五七道路，“重新学习”去了。
　　当时，文化部分了两个干校，即文化部机关和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的干部下到湖北咸宁，而除作协以外的各个协会及隶属文化部的几个事业单位的干部，则下到河北怀来。为什么把文联及各协会的干部也归进了文化部干校呢？这是因为毛主席早就给文联及各协会定了性，“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是“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必须彻底砸烂。所以，在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上层建筑领域来领导斗、批、改时，文化部和文联及各协会是归属一个工、军宣传队指挥部管辖，而进驻文化部和文联及各协会的军宣队是驻张家口地区的65军派出的，其总指挥是65军的政治部主任张光，在干校选点时，就自然而然地先把目光落在了65军驻扎范围内的怀来县沙城的黑土洼。我之所以没有下沙城干校，是因为在此之前就抽调到驻文化部军宣队总指挥部的写作小组，写所谓大批判文章去了。
　　下干校基本上是“连锅端”。毛主席的指示里明明说“除老弱病残者外”，可在我们中国戏曲研究院，仅留下两三个留守人员，其余无论老弱病残，统统都下放到黑土洼去了。这就意味着在所谓“斗、批、改”的三大任务中，戏曲研究院只有“斗、批”两项，斗、批完了，也就散摊子了，将来干什么，谁的心里都没有数。我能留在写作小组搞大批判，实在是一种侥幸。而当时，正巧我妻子临产。那年月，年轻夫妇是请不起保姆的，我不用下干校，能留在北京照顾妻子坐月子，这当然是件令我窃喜的事。但是，万没想到我们写作小组辛辛苦苦写了半年，竟一篇大批判文章也没有能发表出来。不是我们无能，写不出文章来；也不是我们觉悟高，抵制写批判所谓文艺黑线的文章，而是因为我们搞的是“假批判”，写出的文章，统统被报社“枪毙”了。直到通知写作小组解散，让我们一过春节也都下干校时，军宣队总指挥部的参谋耿再飚（耿飚同志的侄子，有渠道了解到一些高层斗争的内幕）才向我们透了底，说派驻文化部的军宣队是归周恩来总理管的，而当时的舆论阵地都控制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里，他们早就给当时仅有的几家报刊下了指示：驻文化部军宣队写作小组的稿子一概不能见报！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这分明是说，我们这些人，将来是干不成文艺这一行，只有下放干校长期改造了。
　　我们写作组共八人，组长是文化部电影文学创作室的马德波（后为北京电影制片厂负责人）和《电影艺术》的方杰，组员除我而外，还有《文艺报》的蔡宏声、《人民文学》的邹正贤、《戏剧报》的王兴志（即王行之）、电影文学创作室的苟煜升、《人民音乐》的韩建邠。蔡宏声和邹正贤属于作协，他俩去了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其余六人就都下了文化部宝坻五七干校。我们的干校之所以从怀来县迁到了宝坻县的黄庄洼，是因为根据中央的指示，派驻文化部的军宣队被撤换了，改由河北省军区和湖北省军区派出宣传队分别进驻文化部的怀来和咸宁干校。河北省军区派出的宣传队也许是为了摆脱65军的“阴影”，刚进驻就决定将干校搬迁，着实将他们眼中的一大群“臭知识分子”苦苦折腾了一番。

二

　　我是独自乘去宝坻县城的长途汽车下干校的。印象中北京的长途汽车站是在东直门附近，一早上车，车开了有四个多小时，到临亭口下车。
　　临亭口是一个人民公社的所在地，小镇不大，那时没有农贸市场和民营企业，街上颇为冷清。前些年，电视剧《潜伏》热播，据一位文友说，该剧是根据天津作家龙一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小说只有一万多字，但人物关系设置特殊，编导姜伟竟然将其扩展成三十集的连续剧，这番功夫真是了得！另一位文友看过电视剧后曾发来电子邮件，说她在网上浏览，读到一篇署我名的文章，写文革期间随文化部门下放到天津临亭口附近的黄庄洼劳动改造。她注意到，只有我的文章和龙一的《潜伏》写作“临亭口”，而其他地方均写作“林亭口”。问我这里是否有个地名的历史沿革问题？随即我也上网浏览了一下，才知小说中余则成是到宝坻县的临亭口接翠平去的天津。当年宝坻是河北省的一个县，而如今已划归天津市，成为宝坻区。文革中的临亭口公社，也改为林亭口镇了。我注意到，网上有极少数企业的所在地，标的依然是“临亭口”，我不知这里面究竟有何地名的历史沿革问题，但一提起“临亭口”，四十多年前的情景就恍若眼前。
　　下了长途汽车，我问当地的乘客，到南清沟怎么走？有位个子高高的乘客打量了我一眼，微笑着问：“你是去干校三连吧？跟我走就是了。”我点头说：“是啊！”随后，他自我介绍说：“我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叫陈勃。”陈勃不仅是有名的摄影艺术家，而且还是摄协的秘书长。我知道，在中国文联的十大协会中，唯有摄协是毛主席亲笔题的会牌，摄协主席石少华还有幸成了教江青的摄影老师。因此，摄协在文革前执行的就不是周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而是毛主席的“红线”。身为摄协秘书长的陈勃，自然也就不是“走资派”，加上他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容，就更令我感到在此刻遇到他，是一种难得的机缘。
　　陈勃对我说，到干校所在地还有十多里路呢，已经十二点多钟了，咱们到镇上的小饭馆吃点东西再走吧！我就跟他进了一家小饭馆。我已经回忆不起那天我俩吃的是什么了，但有一件事至今印象犹深。那就是吃饭时陈勃悄声问我：“在里边一张桌子上吃饭的矮老头，你认得他吗？”我说不认识。他说：“他是中国美协的蔡若虹。”我一听这名字，不禁喔了一声。心想，这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啊！抬眼看去，见蔡若虹买的是一碗红烧肉，吃得正香呢！陈勃叹了口气说：“他们五连的伙食很差，今天是星期天，老蔡是到公社改善生活来了。”蔡若虹是延安鲁艺美术系主任，文革前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党组书记，文革初就作为走资派被公开点名批判，说他是周扬文艺黑线在美术界的代表人物。陈勃和他显然早就相识，但我们不能等他吃完饭后结伴同行，因为他是属于中央专案组的审查对象，尚未定案呢！
　　一路上，陈勃告诉我，干校从怀来县的黑土洼搬到宝坻的黄土洼来，实在太匆忙，困难重重。据说这里有六七千亩荒地，开垦之后，生活上就可做到自给自足了。干校军宣队的一把手是河北省军区独立师的杨副政委，二把手是承德军分区的宋副政委。干校校部设在北清沟，下设五个连：一连由原中国影协、电影出版社组成，二连由中国摄协、电影剧本创作室组成，三连由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舞协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组成，四连由中国音协、人民音乐出版社、中国音乐研究所组成，五连则由中国剧协、中国美协和中国曲协组成。全校学员有七百多人，分别借住在北清沟、南清沟、牛蹄河和李宦庄的老乡家里。因他主编的《中国摄影》杂志是毛主席亲自题写的刊名，所以不属于“周扬文艺黑线人物”，一下干校就受到军宣队的信任，被抽调到校部工作，是政工组的负责人。因此他了解干校的全面情况，说在我们干校，像蔡若虹这样属于中央专案组管的文艺界的名人，还有音协的吕骥，剧协的赵寻、凤子，美协的华君武、丁聪，影协的袁文殊、程季华、钟惦棐，以及我们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张庚和吴祖光……搬迁时都不准许他们在北京停留，也没有让他们回北京去过春节，生活上的清苦是可想而知的了。

三

　　像蔡若虹那样趁星期天到小镇上去买生活用品的机会，顺带改善一下生活，花的是他自己的钱，即使是被革命群众发现了，也很难给他上纲上线，定什么罪名。可我们连的吴祖光，却因为吃了贫下中农的“宴请”，而挨了一场批斗。这是我下干校后第一次参加连点名，听军宣队的王副团长训话时说到的“阶级斗争新动向”。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春节前，吴祖光得了急性阑尾炎。因他是属于中央专案组管辖的审查对象，不准他回京就医，只得到设备简陋、条件很差的公社卫生院去动手术。干校派了一个人去照看他，而实质上是去监管他。此人到了公社卫生院，便以革命干部自居，不但不好好伺候病人，反而还时常欺侮病人，竟将吴祖光花钱买的营养食品吃去了大半。见此情景，连医生和同病房的老乡都觉得此人有失身份，很瞧不起他。于是，富有同情心的老乡就邀祖光到他们家里去过年。祖光欣然赴宴，自然也买了些烟酒、糖果之类作为贺年的礼品。那位负责照看他的革命干部，理所当然不会受到老乡的邀请，他便因此而耿耿于怀，回干校向军宣队告了吴祖光的刁状，说吴隐瞒了自己的“黑帮”分子的身份，到老乡家去吃宴请，还以糖衣炮弹拉拢腐蚀贫下中农……军宣队一听，这当然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了，就立即派人去把吴祖光从病床上揪了回来。
　　我和祖光同在一个班。好在我是刚下干校，不了解情况，批判会上也就没有吭声。但这件事无疑是给我敲了一次警钟：住在老乡家里，千万别吃老乡家的一口东西！
　　南清沟是一个有百十来户人家的村庄。我们三连有一百多人，分散住在老乡家，往往是一户腾出一铺炕，一铺炕上要睡七八个人。初下去时，因为同铺的人中有几个打呼噜，常常令我失眠。后来劳动强度大了，累极了躺下就能睡着，也就慢慢习惯了。
　　初下放到南清沟时，我水土不服，常闹肚子，要服黄连素。因为那里是盐碱地，平时吃的井水有淡淡的苦涩味，被称作为咸水。我最不爱吃的是用咸水做的陈玉米面发糕，往往是因发酵时间没掌握好，又酸又涩，所以难以下咽。只有到星期天，才派人到牛蹄河去拉回“甜水”来，做两顿饭菜吃。所谓“甜水”，就是从机井里打出的水。周围村庄就牛蹄河有一口机井，若全干校的人天天都去打“甜水”，一口机井自然就难以承受。而当时国家供应的粮食也是以杂粮为主，大米、白面只占百分之四十。而大米中，还有精米和粗米之分。因此，只有在星期天，我们才能用从几里地外运回的“甜水”，做一顿精米饭吃。每到那一天，大家高兴得就像过年一样，早早拿着碗盆在食堂门口排队等候了。那时候，像我这样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饭量都很大，精米饭少说一顿也得吃一斤。而每次打饭只能打满一碗，等第一碗饭吃完，再想去添第二碗，就几无可能了。幸好到干校后不久，我得到了一次跟卡车去唐山拉石灰的机会，花四毛钱买了两只大白瓷碗回来，一碗足可以存下一斤多米饭。
　　说实在的，生活上的清苦我并不惧怕，因为在文革开始之前，我就到更为艰苦的东北搞过“四清”。搞“四清”时，不只住在贫下中农家里，还规定“七不吃”“八不吃”的，几个月不知肉味是寻常事。而干校，毕竟是以连为单位起伙，每周总还能改善一两回生活，沾点荤腥。我们连食堂的一位掌勺的大师傅，叫刘善元，原是专给文化部副部长刘白羽开小灶的，烹饪技艺相当之高，即便是奶油白菜、烧茄子之类的素菜，也让你吃得有滋有味，赞不绝口。像他这样的高级厨师，本该留在京城的高档饭店大显身手的，就因为刘白羽被“打倒”了，他也无可奈何地随着文化部机关的“连锅端”而下了干校。真可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该着他倒霉，为我们这些下乡改造的“臭老九”陪了绑。他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且十分健谈，矮矮胖胖，活像一尊笑面的弥勒佛。可从原先专给部长开小灶，改作为一百多人做饭的大师傅，劳动量不知加了多少倍！没过多久，他就患了高血压，难以坚持工作了。因此，每遇他病休，我们连的大锅菜就索然无味了。

四

　　我下到干校之日，正是所谓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进入高潮之时，连里笼罩着一片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当时，已揪出了几个所谓的“五一六”分子，都弄到宝坻县城隔离审查去了，美其名曰“办学习班”。而所谓的办学习班，就是大搞逼、供、信。或许你今天还是运动的积极分子，明天就会被人咬成为“五一六”分子，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嫌疑犯。这种突然之间的人妖转换简直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那年，发生在我们连的最令人震惊的一件事，是所谓“五一六”嫌疑分子许树我的自杀。
　　许树我是中国舞蹈家协会的干部，也就三十出头的年纪，一个眉目清秀的苗条女子。从轻盈的步态上看得出来，她是舞蹈演员出身，受过形体方面的专业训练。记得是个阴雨天，军宣队把全连人马紧急集合起来，宣布“五一六”嫌疑分子许树我在准备对她实行隔离审查前“畏罪潜逃”了。这当然更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了。于是，军宣队就调集全连的运动骨干，兵分几路到宝坻、廊坊、天津和北京等地的车站码头去围追堵截，准备立即将她捉拿归案。可是，几路兵马出动了好几天，她所有的亲戚朋友家都查了个遍，竟未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仍不知其下落。那些天，没有被外派出去的人，留在连里的任务是排查许树我失踪前的活动，凡与她有接触的人，都得把每一个细节提供出来，不得有丝毫隐瞒。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人说，她在失踪前曾用树枝在地上不停地写自己的名字。军宣队就以此为据，说她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从未得到改造，“树我”就是一切以“我”为中心，极端自私自利，足见她是个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顽抗到底的死硬分子，云云。
　　在那样的环境里，许树我能往哪里逃呢？即使她能潜逃成功，也只能在外躲避一时。全国都在大张旗鼓地清查“五一六”分子，用军宣队当时的话说，是撒下了天罗地网，一旦被抓着，就罪加一等！许树我其实也并没有潜逃，而是喝了敌敌畏在玉米地里自杀了。这是一个去摘嫩玉米吃的老乡发现的。大热天，又赶上下了几场雨，尸体已开始腐烂，是她散发出的一股恶臭味把那老乡吓了一跳。军宣队接到老乡的报告后，就让老乡就地挖了个坑，草草地将她埋了，连坟都没许垒。全连上下，笼罩着一片阴霾。至今我还记得，在紧接着召开的全连批判大会上，校军宣队的第一把手到会讲话时说的一句话：“这样的‘五一六’分子死了，也就是臭了一块地！”
　　听了军宣队领导的讲话，大伙儿都有一种毛骨悚然之感。显然，在他的眼里，我们这些下放劳动的“臭老九”粪土不如，只得任其处置。但大伙儿心里都清楚，许树我是含冤自尽的，所谓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完全是强加给她的一种莫须有的罪名。最令人震惊的是，第二天清早起来，有人发现，在许树我的掩埋之地，居然用田里的土垒起了一座新坟。不用说，这坟是为了祭奠她而垒的，深夜去为她修坟的人，不只是需要一种过人的胆气，更是对许树我怀有一种至深的情感。当时，我们借住在老乡家里，七八个人挤在一铺炕上睡觉，半夜里谁扛锹出门干活，是瞒不了大伙儿的。可是，此事发生之后，竟然没有一人揭发检举他。不然，此举一旦被军宣队发觉，他是决不会有好果子吃的，少说也得把他当作“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同伙挨一场批斗吧？因此，大伙儿心明似镜，都佩服他是个有情有义有血性的男子汉！
　　人间自有真情在，信然。

五

　　新垒的许树我坟堆一出现，很快就成了特大新闻，传遍了整个干校。当时大伙儿心里觉得最不近情理的是，为什么军宣队不通知她的家属或亲友来干校处理后事呢？难道是她丈夫所在单位不准许她丈夫来收尸祭奠，还是她丈夫为了保全自己的政治生命及前途，以示与她彻底划清界限而没有来处理她的后事？反正在没有许树我任何家属、亲人到场的情况下，就将她的遗体这样匆匆处置了，太让人感到憋屈。但当时谁也不敢说，不敢问，更不敢相互议论。直到“四人帮”倒台之后的1978年9月，许树我的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并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她举行了“安灵仪式”（因其遗骸仍在宝坻县黄庄洼），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吴晓邦、副主席贾作光、文化部复查委员会负责人林辛冰及生前友好180多人参加了追悼活动。这时，她丈夫汪盛贵才得以公开了他为什么没有能到我们三连所在地为许树我收尸祭奠的不堪回首的经历。
　　汪盛贵在文革前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大提琴演奏员、乐队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许树我出事时，中央民族歌舞团正下放在唐山小泊的军队农场劳动锻炼。汪盛贵记得很清楚，他是于1970年8月12日下午6时，以“出差办事”为名，随中央民族歌舞团军宣队的郑全兴连长，被骗到文化部宝坻五七干校校部的，一直闷到当晚8时，干校杨副政委、宋副政委等十几位军宣队成员才给他开会。先由一位苏科长向他简单介绍许树我为何“畏罪自杀、背叛革命”的所谓“事实经过”，然后，杨副政委说：“老汪同志，你是共产党员，许树我的自杀是错误的，你要站稳立场嘛！今天人已经埋了，你要看的话，可以再挖出来。我看老汪同志就算了吧！”汪盛贵毫无精神准备，突然得知妻子自杀的消息，如晴天霹雳，打得他头晕目眩，半天说不出话来。军宣队逼他表态，他不知说什么好，只好眼泪往肚子里咽着说：“许树我的死是错误的……她既然是‘畏罪自杀、背叛革命’，我可以与她划清界限，但我要求把许树我的定案结论用书面方式给我一份。”宋副政委马上说：“等以后寄给你。”
　　第二天上午干校没留汪盛贵，也没有告诉他许树我的埋葬地点，更没有让他去看许的坟地，即把他作为“现行反革命”的家属对待，干校的领导和校部的一般工作人员都不理睬他。
　　就这样，他被急速从干校送回了唐山小泊。回程途中，郑连长对他说：“汪盛贵同志，有关许树我死亡的问题，你要保密。不准告诉任何人。你是党员，叫人家知道了对你影响不好……”在当时的情况下，汪盛贵只得老老实实地答应了。不仅没有与原舞协的同志有任何的联系，就是连他的两个儿子及他的兄弟姐妹，都没有透露一点儿有关许树我已在干校自杀身亡的信息。到“四人帮”垮台，干校解散，他才知道，当年抓所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是文革中“四人帮”制造的一大冤案。军宣队之所以不让他到我们三连来为许树我收尸、祭奠，是怕暴露了这场无中生有的运动残酷整人的真相。

六

　　在文革期间，有一个尽人皆知的口号，叫“抓革命，促生产”。在干校迁到宝坻县后，在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同时，就是种麦子和种下麦子后的田间管理。另一方面，为了让我们这批臭知识分子在农村“扎根”，就得尽快把校舍建起来。就在我们三连所借住的南清沟西南的五里地外，有一座废弃的砖窑，军宣队觉得可以废物利用，决定抽调一个排去整修废窑烧砖。烧砖既是个技术活，更是个体力活，最后，这个艰巨的任务就落实到我所在的二排头上。
　　二排的主要成员，来自我们中国戏曲研究院剧目室。1964年和1966年，先后有15名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剧目室从事剧本创作（其中1966年的四位大学生是由其他单位转入剧目室的），因此，在三连，就数二排的精壮小伙子最多。除女同志外，二排全都搬到窑场去住临时搭建的活动木板房。那时的木板房相当简陋，均无纱窗纱门，已临初夏，蚊蝇乱飞，加上厕所也是一个临时搭起的苇席棚，卫生条件极差。一开始，我们主要的活计是用独轮车运土、和泥、脱坯。一天重活干下来，不知要流多少汗，个个都是灰头土脸。幸好窑场有一口井，收工后能打盆水擦个澡。好在没有女同志在，赤身裸体无所谓。但当时像我这样的年轻干部，每月工资都只有五六十元，又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很重，下干校的行李都少得可怜，每人都只有一只搪瓷脸盆。无论洗头、洗脸、洗身、洗脚，都得用它。就是在一天擦澡时，我看到吴祖光动阑尾炎手术时留下的疤痕如一条大蚯蚓，甚是惊讶。我问怎么愈合得不很平整呀？他笑了笑说：“公社卫生院就那个技术条件，能救我一命就算很幸运了。大夫、护士都很尽心，只是没有机会去看他们，连写封感谢信都不允许……”
　　祖光当时已五十多岁了，哪还适合到窑场卖这样的苦力？显然，让他也去遭这份罪，是因为那里远离村庄，不让他再有“拉拢腐蚀贫下中农”的机会。而正是在那里，我才与祖光渐渐熟悉起来，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
　　1964年8月，我从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戏曲研究院剧目室工作，就知道吴祖光、马少波等著名剧作家也是剧目室成员，但我们那批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毕业生，一个多月后就下到吉林柳河县农村搞“四清”运动去了。搞完“四清”回京，仅休整了半个月，我又先后被安排到吉林的通化钢铁厂和四川“三线”工矿深入生活去了，直到1966年6月初，才接到院党委的电报，赶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而文革一开始，吴祖光就被揪了出来，关进“牛棚”。因此可以说，在下干校之前，我与他，仅是认识而已，从未有过相互深入了解的机会。到了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的偏僻窑场，不只是作为“中央专案组”审查对象的他被剥夺了通信自由，就连我们这些所谓的五七战士，实际上也几乎与世隔绝了。于是，到了晚上，如不开会学《毛选》的话，也就只有躺在通铺上聊聊天而已。而我和祖光铺位恰好紧挨着，可以说是息息相关。
　　说来也巧，我俩都是属蛇，他大我两轮，和我父亲同年。他虽生在北京，但他从不说自己是北京人，而总说是江苏武进人。他告诉我，他家原先住在常州青果巷，是个书香世家。而我正是土生土长的武进人。于是，家乡的风土人情就成了我俩一个聊不够的话题。他还告诉我，他母亲是杭州人，生过十五个子女，早年夭亡四个，养大了十一个。他祖父母是武进人，在孙辈里，祖母最喜欢他，每天放学回家，都是祖母督促他做功课，教他背唐诗，并且有很多年带他睡在一起。虽他祖母在北京有三个儿子，但一直由他家奉养，并在他家终其天年。因此，祖光不仅听得懂常州话，而且一些常州话中的日常用语，他也能脱口而出。我俩平日闲聊家乡的人文地理，他就会不时迸出些常州话来。对于常武地区历代的学者和名人，如唐荆川、黄仲则、李公朴、史良、洪深、刘海粟，等等，他都远比我了解得多。尤其是每说到戏剧大师洪深，他总怀着一种敬佩之情，说洪深对他的影响很大，起到了永世楷模的作用……而每聊起这些，浓浓的乡情，也就常使我忘了他是个尚未“解放”的审查对象了。
　　在窑场干活的那段时光，我们最怕老天与我们作对：一连几天下雨。因为我们的一日三餐，都是靠连里的食堂派人驾手扶拖拉机送来。一到连阴雨天，道路泥泞，手扶拖拉机手又是个书呆子出身的“二把刀子”，途中出了机械故障便摆弄不了，所以让我们吃冷饭冷菜是常事。遇到大雨天气，手扶拖拉机陷在泥水里，往往发动不起来，因此，有时我们一天只能吃上一顿手扶拖拉机手徒步蹚水给我们送来的贴饼子和咸菜之类。每遇这样的天气，我们也就看不到报纸，收不到远方亲人的信件，有一种被困在孤岛上的感觉。好在吴祖光有一台小收音机，在寂寞无助的雨夜，能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

七

　　就在我们千辛万苦，终于烧出几窑砖时，突然接到了立即停工准备搬迁的命令。干校从怀来迁到宝坻县才大半年时间，想不到就要再一次搬迁，最后定点在静海县的团泊洼新生（劳改）农场。为什么又要搬迁呢？原因是明摆着的：黄庄洼的地势确实是太低了。如今说起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干校所种的小麦，每亩所用的种子是二十至二十五公斤，而经历夏涝之后，平均亩产才五十斤。也就是说，加上农机、化肥等成本（人力成本还不计在内），每斤麦子要合到八毛多，而在当时，一斤麦子才一毛几分钱，等于是我们白干了一场不说，还要有几倍的亏损，真正是得不偿失。这个经济账是明摆着的。再说，要在洼地上盖房、建校舍，也绝对是下下策，一旦遇到洪灾，岂不就得“全军覆没”？
　　为了干校的生存和发展，当时军宣队做出战略转移的决定无疑是英明果断的。据说杨副政委为此几度上北京、去天津，找领导、托关系，申述理由，立誓表态，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我们得以从宝坻县的黄庄洼撤离。文革期间，宝坻县出了个农民写诗占领文化阵地的小靳庄，是江青亲临种的所谓试验田，树成了全国的样板村，有点儿第二个“大寨”的意味，前往参观学习的人多如潮水。直到许多年后，还有人问我，你们下放在宝坻县，一定去过小靳庄吧？殊不知在我们干校迁往团泊洼之前，是军宣队清查所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最起劲的时候，狠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把我们管束得死死的，几乎失去了人身自由。因此，下宝坻干校后我既未去过小靳庄，也再没有到过后来《潜伏》中提及的临亭口。
　　静海县的团泊洼劳改农场，在天津城东南的五十多公里处，位于独流减河南侧。独流减河宽有二百米左右，是一条人工开掘的泄洪水道。这座劳改农场建成已有很多年头了，通电、通水、通路，生活条件自然比在黄庄洼好多了。劳改农场除给干校拨出了两千多亩地外，还给了干校一座两层楼房、一座原先住着右派队的小院和一个停办的养鸡场。养鸡场有一个冷藏的大仓库与宰鸡的大工场，还有一些附属设施。大工场后来改作了干校的大礼堂，冷库则做了干校的仓库。
　　搬到团泊洼之后，我们就过上一种半军事化的生活了，每天准时起床、出工、熄灯，周围不仅筑有防范劳改犯逃跑的铁丝网，而且还有骑着高头大马的卫兵日夜值岗巡逻，若再有许树我那样的“乱子”发生，也就不难处置了。
　　刚搬到团泊洼时，我们的心情是很压抑的，见有的带着脚镣的犯人被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押着下地劳动，令我们都生出了一种自己流落到此，是准劳改犯的感觉。劳改犯夏天统一穿白褂，冬天统一穿黑袄，据说这两种颜色的衣服在远处容易识别，一旦有犯人逃跑，卫兵举枪瞄准，一眼就能看清射击目标。而当时越狱的事件接连不断，我们常能听到可怕的枪声。为了不被卫兵误毙，我们都警觉地把白褂、黑袄藏了起来，谁也不穿与劳改犯靠色的衣服。尽管这种被误毙的事件只是我们的一种担忧，在后来的几年里从未发生过，但无论怎么说，把我们集中到劳改农场来接受所谓“再教育”，心里的滋味实在是不好受！
　　由于劳改农场划拨给干校的农田不是整片的，东一块、西一块，因此，我们时常在与劳改犯在上下工的路上相遇，有时候，还会因灌水等农事与劳改犯发生矛盾，争执起来。干校学员中有不少是入党很早的老革命，自然瞧不起那些劳改犯，难免在冲突时对他们恶声恶气，未料有的劳改犯竟然反击道：“我们判的是有期徒刑，你们可得在这里改造一辈子，等于是判了无期徒刑！”

八

　　就在我们这些下放干部承受更大的精神压力之时，军宣队却一个个斗志昂扬，分外神气起来。尤其是有了一个像模像样的校部，办公室、会议室、会客室、小食堂、停车场……一应俱全。当时管我们三连的军宣队由四人组成，除河北省军区独立师的王副团长外，还有一个来自承德军分区的孙参谋，再有两个年轻战士当通讯员和勤务兵。王副团长是大老粗出身，据说在朝鲜战场上总是冲锋在前，立过功，是个领兵打仗的好手。但一见到我们这帮文化人就头疼，加上他把随军家属也带到干校来了，还在校部食堂吃小灶，就很难与我们有什么共同语言。记得刚搬迁到团泊洼没有多久，为整肃纪律，树他的军威，就以响应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为由，在一天深夜，突然搞了一次全连的紧急集合。
　　紧急集合，是军队新兵训练中必有的一个科目。像我这样年轻的“三门”（出家门进校门再进机关门）干部，在读高中、上大学期间，都参加过为时一至两周的军训，有过紧急集合的经历，能做到一声令下，打起背包就出发。可是，对于当时已五六十岁的一些老文化人来说，因白天的劳动强度本就很大，累得精疲力竭，晚上睡得很死，所以一遇这样突如其来的行动，就难免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了。记得那次紧急集合，跑到独流减河的大堤上按班排站成一长行，在连点名报数时，就发现少了好几个人。正在王副团长开始训话，说当年八国联军就是从这里登陆入侵的，万一苏修的侵略军打过来，到时你们这些人不能立即转移就必死无疑时，掉队的几个人才气喘吁吁地陆续赶来入列。但最后还是缺了一人。等我们回到离宿舍只有十多米远的地方，才发现路边躺着一个人。一看原来是患有哮喘的“反动文人”陶君起。他身边的背包上没有系带子，军宣队的通讯员小马过去抖开一看，仅是用被单包了一个枕头而已。惊惶的陶君起说：“反正我也活不了几天了，任你们怎么处置都可以。”
　　陶君起也是我们戏曲研究院剧目室的同事。因他的专著《京剧剧目初探》被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点名批判，加上他曾写过一篇《一朵鲜艳的红梅》的剧评赞赏过孟超编剧、北方昆曲剧院演出的被康生定性为“鬼戏”的《李慧娘》，所以文革一开始，也就被揪了出来。但他既不是当权派，又不是党员干部，就只得给他戴上了一顶“反动文人”的帽子。
　　其实，像陶君起这样属老弱病残的学员还大有人在。可有的连不只是搞紧急集合，竟然还搞野营拉练，一天来回走四五十里路，把一些年老体弱的学员整得苦不堪言。倒是学生出身的孙参谋，虽不与我们同住，但他在连里与我们一起吃饭，又主管生产，领着我们干活，田间休息时爱唠嗑，就很快和我们熟悉起来，打成一片。感觉他在清查“五一六”运动后期，也比较掌握政策，没搞逼、供、信。据说，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还到北京来看望过重返领导岗位的干校三连的一些老干部。
　　说实在的，像孙参谋这样给我们留下亲切印象的军宣队员并不很多。那时候，一遇下雨天，就会在大礼堂开全校大会。每次会上，杨副政委都要训话，历数我们没有好好接受改造的言行。记得五连有个老干部胃病犯了，不能吃高粱米饭，家人从北京寄来了一盒饼干，白天不敢吃，只能熄灯后躲在蚊帐里吃，不知是谁给军宣队打了小报告，杨副政委就在全校大会说：“听说五连宿舍里最近闹老鼠，一到夜里就咯吱咯吱偷咬东西，弄得大家睡不好觉。看来大家应该行动起来，一起来捉‘老鼠’！”……
　　到团泊洼后，干校建起了一个广播站，军宣队还可以时不时地通过大喇叭向我们训话。
　　干校广播站的设备自然是简陋的，但播音员却是一流的，可谓无人不晓，即为著名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中的列宁配音的白景晟。那年月，允许继续公映的故事片少得可怜。白景晟配音的这两部片子，人们不知看了多少遍，对这位“列宁同志”的声音极其熟悉。但他已六十来岁了，腿脚不太灵便，很难下田干活，就应了广播站的这份差使，不是念校部的紧急通知，就是传唤某某人去接长途电话。近千人的干校就这一部电话，每听到“列宁同志”传唤谁去接长途电话，谁的心就一下子揪了起来。因为不到万不得已，亲友是不会打长途电话到干校来的。所以，谁都担心留在北京的家人出什么意外。在那样的动乱年月，再有灾祸临头，对于身在“五七干校”接受改造的“臭老九”们来说，就太可怕了。

九

　　到团泊洼不久，灾祸就降临到了我的头上：在盖我们三连的食堂时，我一脚踩空，从脚手架上掉了下来。虽说脚手架只有两米多高，但地上乱砖杂陈，我仰天摔地时，几块乱砖正巧硌在了我的腰椎上，一阵剧痛令我发出了“啊唷——”一声惨叫，吓得在场当小工的几个女同事顷刻间掉下了眼泪。
　　干校没有医院。我摔伤之后，同事们就把我抬回了宿舍。没过几分钟，校医就赶来了。当时干校的几个校医，是从北京军区某医院下放到这里来劳动锻炼的，因为不能作X光之类的检查，给我开了两盒跌打丸就算了事。头几天，腰伤疼得我连身都翻不了，大小便时也下不了床。正是大忙时节，连里也没抽专人来照顾我。因此我就尽量少喝水、少吃东西，免得频繁大小便惹许多麻烦。结果，接连好多天不解大便就便秘了，逼得我更加难受，不得不又请来校医为我灌肠，把干结的大便抠出来。那时候干校还没有小卖部，同事们来看我，也无法给我送水果和营养品。令我至今不忘的是，同事们把我抬回宿舍，刚刚躺下，同班的王露（后来曾任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代主席）就给我端来了一杯白糖水，说：“快趁热喝下，能止疼哩！”这杯甜透心的白糖水，真仿佛是救命水，令我立即镇静了许多，缓缓回过神来。那时候，白糖是凭证供应的，每人每月也就二两吧？看来那天王露是把她手头仅有的一点白糖都拿来给我冲水喝了。物以稀为贵，这杯白糖水，可以说是我摔伤后享受到的最高档的营养品了。自然，比白糖更珍贵的是同事间在患难岁月这种相互关心的深厚友情。
　　我摔伤后，卧床疗养了一个来月。这期间，最思念的是天各一方的妻子和女儿。我妻子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可能是因为剧院不属于必须“砸烂”的单位吧，演职员们没有下放到干校去劳动，而是下到部队去锻炼。青艺去的是驻扎在河北省高碑店的38军某师炮团。既然是下部队，就一声令下，谁也不敢延迟。女儿出生才十个月，也只得立即给她断奶，送往我江苏老家，托给我母亲照看。那是1970年8月，正是三伏天，妻子坐火车第一次下江南，又买不起卧铺票，带着孩子出远门，真够她折腾的。一到老家，女儿就病了，经生产大队的“赤脚医生”注射了一支青霉素后，仍高烧不退，生命危在旦夕。因我不在身边，急得妻子没了主张，哭得呼天抢地，十分可怜。万般无奈之下，我父亲只得在夜间抱着孩子奔向两里地外的邱庄，向在四乡八邻有名的老郎中谢泽民求救。我伯父原先学的也是中医，与谢泽民是好友。伯父英年早逝后，谢泽民与我家一直保持往来。因他家是地主成分，文革中受到冲击，“赤脚医生”作为新生事物出现后，就不让他这个家庭成分不好的老郎中公开行医了。而他确实有经验，一看到我女儿的病情，就诊断出她之所以高烧不退，是因为我们村上的那个“赤脚医生”在给她打青霉素针时，注射的部位找错了。谢泽民二话没说，就俯下身子，一边用双手挤我女儿的屁股，一边用嘴一口口吸注射时留下的针眼，硬是把打错部位的青霉素液吸了出来，经过如此一番急救，我女儿才转危为安。加上文革开始后，因我的岳父在特钢厂被造反派隔离审查时逃跑和我岳母被轰回山东老家，妻子在精神上遭受很大的刺激，得了神经官能症，一旦发作，便晕倒在地，口吐白沫，手脚抽搐……下到部队以后，又总牵挂着寄养在我农村老家的女儿，她就难免一再发病。在此情况下，我也只好自己强忍伤痛，没写信把我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的实情告诉她。
　　一家三口，天南地北，分处三地，这就无形中增加了开销。而当时我和妻子每月的工资总共只有85元。我俩的兄弟姐妹各是七个，我是长子，她是长女，原有的家庭负担都还背着，倍感沉重。因此，我在干校留下自用的钱，每月只有12元，交掉9元伙食费，就剩下3元钱买牙膏、肥皂、毛巾、邮票、信封、信纸等必需的生活用品。一开始，干校是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搞运动，连星期天也难得安排休息，至于回京探亲休假，是谁都不敢想的事。那时，大家感到最难过的是国庆、中秋这样的节日，真的是“每逢佳节倍思亲，遍插茱萸少一人”啊！记得到团泊洼后的第一个中秋节，恰好是轮到我这个五班副班长带班到食堂帮厨（班长管运动、副班长管生产和生活），考虑到大家都吃不上月饼，就提议晚餐给大伙儿改善一下生活，做豆腐脑和发面火烧吃。圆圆的火烧上，有“中秋”两个字。这可以说是我在特殊环境下的一项发明专利——我是就地取材，把一个大咸菜疙瘩，用小刀雕成了一枚阴文的“中秋”印章，盖在每个未烤的面饼上，贴在炉壁上烘烤熟之后，就代作中秋月饼，借以寄托思亲之情了。

十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也就是清查“五一六”运动“一风吹”之后，军宣队才开了口子，允许大家轮流回京休探亲假。但国家法定的两周时间的探亲假，干校要求得分两次休，一次一周，这样，就不至于耽误田间的生产任务。然而，轮到我休探亲假时，我却只得一再借故推迟，不是不想去见日夜思念的妻子、女儿，实在是我根本拿不出来回的路费！
　　同班的关木琴大姐见班里的人大都回京休过假了，几次问我怎么还不休假？当她得知我囊中羞涩时，就塞给了我10元钱，说：“你们结婚后第一次分别就隔这么长时间，女儿又送回老家去了，你爱人在部队怎么能不想你呢？快去看看她吧！”我担心日后还不上这10元钱，迟疑着不肯接。她又说，“这钱不是借给你的，你爱人身体不好，你路过北京，代我和刘开宇买点营养品，慰问慰问她……”关木琴本是中国作协的办公室副主任，她腿有残疾，没有随作协的同志去咸宁“五七干校”，而是随她丈夫刘开宇（后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下了我们的干校。而刘开宇，则是1964年奉周扬之命，到几所名牌大学去把我们11名高材生挑选到中国戏曲研究院来搞剧本创作的恩师之一。我们到院工作之后，从业务到生活，他一直都很关心。因有这层关系，关木琴下到我们干校后，待我们这批年轻人也特别热心，在我困难的时刻她这样慷慨解囊，怎能不又一次令我深受感动呢？
　　在“九一三”事件，即林彪摔死在温都尔罕之后，38军也允许下放在高碑店的青艺演职员回京休假了。因此，我第二次休假，就与我妻子约定，同时回京。可那时仍属“中央专案组”管的吴祖光，不仅不能享受回京休假的待遇，就连写封家信，也得交政工组审阅后才能邮寄。否则，就得以搞反革命串连论罪。我深知，由于祖光曾经在北大荒吃过大苦，对于“五七干校”的种种活计，他均无畏惧心理，根本算不得什么。他最感痛苦的，是见不到他的妻子、儿女和老母，也听不到家人的一点儿信息。因此，当我此次回京休假时，就悄悄问他有什么事需要我帮他办么？他就说，你一到北京就帮我发封信，好让凤霞到你家去，给我捎些衣物来。我说，没问题，一定能办到。他又说，你见了凤霞，就说我身体挺好的，让她和我老母亲放心……
　　在我假期临结束的前一天，新凤霞就找到我家来了。我当时住在东单三条56号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家属楼里，离祖光原先住的位于帅府园的四合院也就二三百米远，但文革后不久，他家的房子就让造反派强占，好像是被撵到和平里一带去住了。新凤霞一进门就说，你们这个院子我以前来过，挺熟的，好找。在我们那个院子里，住着好多位话剧界的名流，早在抗战期间就是祖光的朋友，相互间的走动是常事。为防备被人认出是她，她是包着头巾找上门来的。好在当时没有别的青艺演职员回京，她进院时没碰到一个熟人。不过，当她解下头巾，我所见到的，与1964年国庆节在中国戏曲研究院联欢晚会上清唱《刘巧儿》的她，已判若两人。那条又黑又长的大辫子不见了，齐耳短发，不加任何修饰，鬓边还竟然有了几缕银丝，与普通街道妇女的装束没什么区别，谁也看不出她是家喻户晓的名演员了。
　　我看她脸色不太好，就问起她的身体情况，她说没什么碍事的病，就是血压高，总降不下来。一到医院看病，大夫就给她开两个月的假条，让她休息。但她是中国评剧院的重点审查对象，怎能总在家养病？而她每天的任务，却是挖防空洞，已挖了好久了。她还说，成天挖防空洞，虽然累些，但倒也清静，地上的事情从不去打听，也无从打听。最担心的就是祖光，也不知他的身体顶得住不？我告诉她，祖光不仅很结实，而且在生活上的适应能力比我们年轻人都强，平时连伤风咳嗽的小毛病都没有。阑尾炎手术做得也蛮好，你尽管放心好了。她托我把一包衣服和营养品带给祖光，并连声说：“谢谢革命群众，谢谢革命群众！”那年月，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伟人语录是“相信群众相信党”，可往往昨天你还是“革命群众”，今天就成为“反革命”被揪出来示众了。你斗我，我斗你，来回翻烧饼，折腾。因此，我对她说，“运动”发展到今天，出了“九一三”事件，干校反倒把祖光他们几个撂在一边，不怎么管了。她虽明白了我话中的意思，但还是一再说：“祖光还得靠你们革命群众多多帮助……”送新凤霞出门之后，我妻子感叹地说，你听她刚才一口一个“革命群众”，说明她实在是被中国评剧院的“革命群众”整怕了啊！

十一

　　干校搬到团泊洼的头一年，劳动强度非常之大。因为除了种地，还要盖食堂和一部分宿舍，常常要挑灯夜战。最令人恼火的是，军宣队违背科学种田的规律，非要改旱地为水田，在盐碱地上种水稻，试图创造奇迹。结果，秧苗插下去也就一周时间，便统统死了。可是军宣队领导仍不死心，又从别处调来秧苗，请来老农当顾问，重插了一遍。这一回秧苗倒是勉强成活了，但长得稀稀拉拉，像瘌痢头似的，到秋天每亩也就收二三百斤稻子吧，仍是成本都收不回。可军宣队却在大会小会上强调不要算经济账，而要算政治账，说广大干部在战天斗地中如何经受了锻炼，思想上获得了大丰收，等等，完全是欺人之谈。
　　1971年秋，即“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干校的气氛明显宽松起来。先是在国庆节前，军宣队的所有成员，都突然回部队集中学习去了，临时从各连抽调了七名干部，组成了干校的领导小组，任命五连的李之华（原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为首任“校长”。等国庆节后，总把“林副主席”挂在嘴边上的军宣队学习归来，见他们一个个都像被霜打了似的，脸上不见了神采，威信也明显下降，尤其是在一些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面前，就耍不起威风来了，不敢再瞎指挥，做下令我们在盐碱地上插二遍秧苗那样的荒唐事了。因此，我们平日的劳动强度也就大为减轻，可以有时间看点书和搞点娱乐活动了。在我的记忆中，当时思想最活跃的是由音协、音乐研究所和人民音乐出版社组成的四连。因为那里有几位陈毅的老部下，像何士德、章枚，分别是《新四军军歌》和《黄桥烧饼》的曲作者，与张茜是新四军文工团的老战友。那年国庆节，他们回北京休假，就与张茜恢复了联系。从北京回干校，就给大伙儿带来了林彪确已摔死的惊人消息，尤其是章枚，越说越激动，竟情不自禁地当众唱起《黄桥烧饼》来，仿佛重新焕发了战斗的青春。
　　也就是自林彪折戟沉沙之日起，我们感到文革的形势有了变化，或许不久的将来还能干文艺这一行，就开始练起笔来了。我原先爱好写诗，我连的指导员叶枫，早年是延安鲁艺的学员，是从总政文工团合唱团转业到中国戏曲研究院从事音乐研究的，他鼓动我写一组大合唱歌词，由他来谱曲。这样，我就陆续练习写了些歌词，除一组大合唱的歌词给了叶枫谱曲外，其余的，就到四连去找王世光（后任中央歌剧院院长、《长江之歌》曲作者）、钟立民（后任《歌曲》杂志副主编，《鼓浪屿之波》曲作者）、戴于吾（后任人民音乐出版社社长）等几位朋友作曲。我常到四连去串门，就不时听到一些“尖端消息”（这词是我连艾晓朴同志发明的，他把从北京高层人物传出的内部消息，称作为“尖端消息”），尤其是陈毅逝世，毛主席身穿睡衣出席追悼会后，章枚同志收到的陈昊苏来信及张茜整理的部分陈毅诗词，就在干校传抄开来。一时间，群情激奋，心里豁亮了许多，都盼望着重返工作岗位的一天早日到来。
　　我下干校头天遇见的陈勃，还有我下干校前文化部军宣队写作小组的组长方杰，都是干校政工组的负责人，他们遇有什么文件需要起草，如年终总结报告之类，就把我从连里临时抽调出来，作为干校的“笔杆子”用。当时，常被抽调去的“笔杆子”有三四位，组长是五连剧协的屠岸。他在文字上的严谨、缜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勃还张罗搞了一个反映干校全貌的摄影展览，虽说好多照片都是陈勃和二连的几位摄影家临时补拍的，但生活气息大都很浓，技巧高超，颇具艺术性。陈勃把我找去写说明词——一幅照片配一首小诗。那些照片都是陈勃派专人回京到新华社的中国图片社去放大制作的，也不知后来流落到了何处？如能找到，应该说是一批很有历史价值的珍贵资料。
　　正因为陈勃、方杰、屠岸抽调在干校政工组工作，所以他们是最早分配回京工作的。当时，原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石少华是新华社副社长，先将陈勃调去，当了摄影部主任。没过多久，又来干校调走了一批人。其中，包括方杰（后调任中国文化报社社长、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刘锡诚（后调任《文艺报》编辑部主任、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党组书记）、雷达学（即后成为文学评论家的雷达）及苟煜升、郭玲春夫妇（郭玲春因体弱多病，下干校比苟煜升还晚，安排在小卖部当售货员，到新华社工作后，成了新时期最有名的文化记者）。干校第二批分配工作的同志是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屠岸幸列其中，正是他后来接替韦君宜，当了该社的总编辑。

十二

　　第一、二批分配工作的干部，加起来也就二三十个，只占全校干部的几十分之一。但他们一走，就把大家的心搅得不安宁了。尤其是像我这样文革前夕毕业的1964、1965届大学生，是干校最年轻的一批专业人才，单我们三连就有二十多个，全干校，估计就有上百个，哪个不盼着早日跳出苦海呢？那时候，我们聚到一起时谈起各自的命运前途时，总是先慨叹一声：“八年了，别提它了！”这是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在杨子荣前去访贫问苦时，常猎户因不愿触及伤心事而说的一句台词。因为我们这批人从1964年大学毕业算起，到此时已整整八年了。刚走上工作岗位，就大都下乡去搞了一两期“四清”，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搞所谓斗、批、改……不是去整人，就是挨人整，在政治运动的波涛里沉浮，几乎没有一天平静的日子。因此，随着毛主席为所谓的“二月逆流”平反，一批开国元勋获得“解放”，重新起用，我们也就觉得下放劳动的苦日子快熬到头了。
　　就我个人而言，假如能很快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还是希望实现先前的理想，从事文学或戏剧创作。可是，毕竟已好多年不写东西，可以说笔都生锈了。怎么办？就只有赶快抓紧时间读书、练笔。于是，几乎是每天我都开起了“夜车”。我们五班有十来个男的，住一间宿舍，就只有一盏电灯。为了不影响同伴们的睡眠，我在为摄影展览写说明词时，捡来了一张包装胶卷用的黑纸，做成了一个圆筒似的灯罩，套在灯头上，让一束光直接照射下来，我便在这一束光下看书或写作……
　　那时候发表文艺作品的园地极少，谁要是能公开发表一星半点儿东西，就会成为干校的一大新闻。我们班的刘念兹，利用回京休假的机会，把文革前的一项古典戏曲方面的研究成果整理成文，送给了刚复刊的《文物》杂志，居然很快就登了出来。他兴奋地对我说：“我亮相啦！你也得赶快想办法亮亮相啊！”是啊，谁的文章能公开发表，就意味着他没有政治问题，就像被打倒的老干部复出，名字重新见报一样，令人惊喜万分。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我与叶枫合作的大合唱中的一首歌，就收进了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革命歌曲选》。在干校的年轻人中，也许我是在出版物上最早“亮相”的一个吧？虽说当年我所写的东西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四人帮”极左文艺思潮的影响，无艺术价值可言，但在走出团泊洼之后的四十多年里，每想起下干校的日子，我都会想起黑纸筒下那一束特殊的灯光。当年的写作条件是多么艰苦、渴望重新工作的心情是多么急切啊！
　　在我们三连，爱写诗的人很多，尤其是民研会的同志，像贾芝（李大钊之婿，中国民协原党组书记）、陶阳、吴超，过去搞过民歌民谣的搜集、整理工作，他们不仅自己写，还发动大家都来写。当时贾芝是连副指导员，吴超是连政工组成员，负责搞宣传和出黑板报，在他们的张罗下，连里编成了厚厚一本打印的诗集。我想，当时那么多人都动笔写起诗来，其动机也都是为了早日“亮相”，以便重操旧业。不用说，那打印流传的诗集里，找不到一篇尚未定案的所谓“审查对象”的作品。其实，真能写出好诗的，反倒是他们。与我对床而居的吴祖光后来在他《枕下诗》的自序中写道：“身体没有自由了，但是人总是会思想的，头脑里的活动却是任何力量、任何暴君无法剥夺的一种自由。作为一个几十年来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我们最大的弱点乃是再也改造不了的那种爱动笔杆的习惯，心有所思定要形诸笔墨，有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因此，他“在这几年里学作旧体诗”，使他“找到了一些消磨时间、消除烦恼的乐趣”。但是，正如他所说，“那时写这些小诗也只能是一种秘密活动，是见不得人的，因此命名为《枕下诗》。”
　　此时，驻校军宣队审时度势，已感到这帮被他们管教了两年多的文化人即将重操旧业了，也就鼓动各连排利用农闲和雨天排练节目，搞全校的联欢和会演。憋了七八年之后，这帮艺术家终于有了小试身手、展现高超技艺的机会。杨副政委看了全校会演节目，高兴得合不拢嘴，连声称赞说：“想不到干校人才济济，真是藏龙卧虎啊！”

十三

　　就在我们急切等待重新分配工作的时候，军宣队也在做回撤的准备了。1971年11月中旬，军宣队通知我，立即去沧州河北省军区独立师师部，帮独立师文工团创作一个独幕京剧，以备参加省军区1972年春节的文艺会演。能得到军宣队的信任，我当然很振奋，心想，如能如期完成此次创作任务，距走上新的岗位，也就为时不远了。同行的还有舞协的张世苓，去帮独立师文工团编排歌舞节目。到沧州后，住在师部招待所，与师部首长一起吃小灶，享受了贵宾待遇。我用一周的时间，按师政治部定的题材、主题，写出了独幕京剧剧本《磐石岭上》，征求意见后作了些修改，第十天就经师领导审查通过。随后干校军宣队又从三连调来导演刘沪生、作曲潘仲甫，经过二十天的紧张排练，就彩排通过了审查，与张世苓编导的歌舞节目，合成了一台准备参加军区会演的节目。
　　圆满完成剧本创作任务回干校后，离春节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了。我想，也许这是下放期间最后一个春节了，不如利用这个假期去江苏老家把女儿接回来，上干校的幼儿园。好友余侣莲，以前是钢琴教师，心灵手巧，见我穿的一件棉袄已补丁摞补丁，就说：“你就穿着这件破棉袄回老家接女儿呀？快去剪布买棉絮，我来帮你做件新棉袄吧！”当我穿上小余为我做的新棉袄，临返乡接女儿之前，有小道消息说春节后还可能有一批人有幸得到重新工作的机会。吴祖光对我说，下一批分配名单中肯定会有你了。你难得回老家探一次亲，不如多住几天再回来，真要是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就没时间回故乡了。说也巧，春节刚过，新一批分配名单下来了，果真有我。等我从江苏回到北京，我在干校的行李杂物，已收拾成两个大包裹，捆扎得结结实实运回来了。一问，帮我收拾行李的，正是吴祖光。祖光是个办事很细心、很顶真的人。凡是我的东西，连针头线脑都打进了包裹，没落下一丁点儿东西。尤其令我感动的是，他把我在干校做的一张小板凳也捎了回来，还特意用毛笔在板凳的背面写上了“严儒铨手制”五个字（尽管我在文革前就以“石湾”为笔名发表作品，但自文革开始到下放干校，就中断了写作，生活中也就只用我的本名“严儒铨”了）。这张留有吴祖光笔迹的小板凳回京后我还用了好多年，直到80年代在接连几次的搬家中，才不知怎么丢失了。不然，它应该是我和祖光在浩劫岁月朝夕相处的一件特殊的纪念品。甚感欣慰的是，在他帮我收拾的行李中，有一只质地造型很好的不锈钢调羹，是我妻子到干校探亲时祖光送给我们用的。我从干校回京四十多年了，退休前换了好多个工作单位，但我一直带着它，是我中午在食堂吃饭的餐具。退休后，就进了我家的厨柜。我想，它是不会再丢失了，就像艰苦难熬的干校生活永远也不会在我的记忆中消逝一样。

十四

　　如今，每当我想起下放在团泊洼的日子，就会想起写下不朽名篇的诗人郭小川。他是在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与静海“五七干校”合并之后，于1974年底，与张光年（即诗人光未然，后任《人民文学》主编、中顾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许翰如（后任文化部群文局局长）、王朝垠（后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等一起流落到团泊洼的。那时，我与大多数同伴已先后离开干校，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团泊洼已是“静静的团泊洼”了，留在那里的只有少数待分配的干部和郭小川这样仍未解除审查、继续遭受“四人帮”迫害的革命老干部。
　　郭小川是在此年的8月13日由中央专案组宣布对他进行隔离审查的，其主要罪名据说是“与林彪集团关系密切”，查抄的叶群日记上有“文艺问题找郭”6个字。他由咸宁转到静海途中，是由专人押送的，到北京转车时，不准他下车回家，只准在丰台车站停留。到团泊洼后，由专人看管，也不允许他回京参加儿子的婚礼，更不允许儿子、儿媳到团泊洼来探望。因此此时郭小川的心境是苦闷、惶惑的，几近心灰意冷。1975年1月3日，他写信给女儿晓惠说：“我曾经‘名噪一时’（这大概不是夸大吧），味道尝过了，辛酸也受尽了，现在才懂得它不值得羡慕了。”
　　冬天过去，春天到来。尽管团泊洼尘沙飞扬，树木稀少，但毕竟有了一点绿色的生机。但郭小川仍看不到“解放”的希望。他在给河南的友人杨晓杰信中说：“我生多难，又住进了干校。地点不同，审查依旧，而且又加‘新罪’，比咸宁有过之而无不及。‘鬓发多年作白，寸心至死如丹’，任他们罗织去。”到了夏天，各种消息越来越多，形势似乎有了转机。8月间，干校传达了毛主席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后，整个连队弥漫着一种狂喜，对郭小川的看管明显放宽，他上午可以带着一帮干校子弟去独流减河游泳，晚上也可以和同事们一起打桥牌了。就在这种气氛之下，他突然有了一种创作的冲动，悄悄对同连的刘小珊（《人民文学》编辑）说：“我准备写诗了！”刘小珊一听很振奋，说：“那你就写一首战斗的诗送给我吧！”郭小川慨然允诺。
　　未料就在讲完这一约定之后，刘小珊结束干校生涯，回了北京。还留在干校的郭小川，则给党中央写了一份关于文艺工作的意见书。据画家钟灵（国徽设计者之一，并与张仃合作设计了政协会徽；曾奉周总理之命，设计、布置了开国大典的会场）回忆，在静海干校，他是接近郭小川最多的人，还有干校校长李超（中国剧协原秘书长，后任中国戏曲学院院长）。他们仨喝了酒无话不谈，一起发牢骚，骂人。郭小川骂“江青最无知了，自称半个红学家，其实不学无术！中国人受这种人领导算倒了霉了！”有一天，郭小川去找钟灵，说要和他讲一件大事，并观察了门外的动静，把门闩住，从怀里拿出一叠稿纸，嘱咐他仔细看看。他发现这篇无头无尾的长信，内容十分重要，是对整顿文化界的意见书，长达万余言。郭小川告诉他，这是上书小平同志的稿子，并请他提出修改意见。钟灵问：“是联名还是怎的？”郭小川回答：“不要拉扯别人，就我。现在情况复杂，不要对别人说。”
　　也就是在这“情况复杂”的1975年9月，已回到北京的刘小珊在月底接到了郭小川的一封信。拆开信一看，是诗稿《团泊洼的秋天》，没有其他多余的话，只是注明：“初稿的初稿，还需要作多次的修改，属于参考消息一类，万勿外传。”刘小珊一直与郭小川保持着信件往来。1976年春天，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小平同志又一次被打倒，文化部也又一次对郭小川进行审查。郭小川敏感到形势严峻，立即写信给刘小珊说：“你如果不准备以后揭发我的话，请把我给你的所有信件全部销毁。”话说到了如此地步，刘小珊不得不将郭小川的所有来信付之一炬。但她觉得，《团泊洼的秋天》是一位伟大诗人的创作，代表着一个特殊的时代和这个时代一个特殊的人的抗争、呐喊和呼唤。它是一首“战斗的诗”，不是信，完全可以不烧毁。于是，她就用塑料膜把这诗稿严密地封装好，牢牢地钉在了自家大衣柜的底部……
　　郭小川在《团泊洼的秋天》中这样写道：“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也不会沙哑；／战士的明眼，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也不会昏瞎。／战士可以在这里战斗终生，却永远也不会告老还家；／战士可以在这里劳累而死，却永远也不让时间的财富白搭……／请听听吧，这就是战士一句句从心中掏出的话，／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那样静静的吗？”结尾时，他则断言：“不管怎样，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它也许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果然，到了“四人帮”垮台，文艺界又迎来春天的时候，他的这首不朽的诗篇终于见到了阳光，在广大读者中“生根发芽”了。从此，团泊洼也就出了名，一提到它，人们就知道，在十年浩劫中，那里有过一座中国文化人的最大的炼狱。

2015年4月14日初稿，8月26日改定。

　　本文选自《世纪》，2016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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